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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冯国栋先生的《汉文佛教目录研究》，笔者读后收获颇多，现从以下三个方面就该书的学术价值与贡献进行探讨。

一、温故知新：对近百年来海内外汉传佛教目录学研究进行了学术回顾与总结，并对诸多学术研究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进行了具有创新性的回应。

该书将近百年来汉文佛教目录研究的特色和热点总结为一个中心、两大热点，“即以佛教目录学史研究为中心，以早期佛教经录之真伪、敦煌《众经别录》的研究为两大热点。”（第18页）并指出，以目录学史为中心的研究，优点在于线索分明，脉络清晰，缺点在于个案少，历史叙述多，而对理论、规律、方法的论述少，对总结经录与佛教其他研究领域关系探索亦少。这一总结可以说是高屋建瓴的。该书对于既往经录史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大都进行了回应，并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学术观点。

冯国栋先生认为以往对于早期经录真伪判断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对真、伪标准的认识不同或认识不清晰而造成的。该书指出东晋道安之前学术界争论颇多的五部经录，其中《汉时佛经目录》本无其书，为伪；《古录》《旧录》确有其书，因其亡佚较早，后人妄题年代而造成作伪的印象；《朱士行汉录》内容可信，题目应为后人妄题；《竺法护录》并无疑点，判定为真。（第21页）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可以成为多年来反复争论的相关议题的最终结论。惟《竺法护录》可略作说明，该书在论及该问题时，前后表述有时略有不同，特别是综合讨论《竺法护录》与《聂道真录》时尤其如此，“然则竺法护是否撰有经录，而其经录与聂道真所撰经录又有何种关系……由于资料缺乏，只能阙疑了”。（第260页）聂道真是竺法护的弟子，《聂道真录》的主体是记录竺法护译经，而同时兼记其他人的译经。《竺法护录》与《聂道真录》之间有渊源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扩充，甚至实为一录（或其中一部分），只是叫法不同，笔者认为是很有可能的。该书附录的《汉文佛教目录学年表》也只在313年记录聂道真撰成《众经目录》一卷，（第499页），而没有提及《竺法护录》。

该书还论证了《古录》不早于东晋，《旧录》与《古录》同时而略晚；《赵录》不是前赵、后赵的《二赵录》，而是以姚秦时赵正撰写的《赵录》，这些都是很重要或很具启发性的结论。赵正是译经史上重要的人物，如果细读史料就可以知道翻译史上著名的“五失本”实际上就是赵正提出来，东晋道安只是转述和提倡者。在讨论《赵录》时，该书指出《赵录》提到了法勇，法勇“谓之晋人或宋人皆无不可”。（第270页）笔者曾经考证认为法勇西行求法回国后，晚年应随刘宋时著名译经僧求难拔陀罗翻译佛经，昙无竭与法勇应系一人。

笔者认为，冯国栋先生之所以能对早期经录中一些久拖不决的问题提出非常中肯的看法，有些可以说是一锤定音的结论，这与其能正确认识与处理《历代三宝纪》这一重要经录有直接的关系。以往学界多谓费长房《历代三宝纪》是秽录，往往不甚重视其记载。实际上《历代三宝纪》是汉文经录承前启后的一部带有枢纽性质的重要经录，其对以往历代经录记载进行了转述和归纳，并在体例方面有诸多创新。然而，由于费长房本人因北周灭佛后还俗，带有较强的护教心理，加之个人能力有限，他的俗人身份可能也对其阅藏带来一定的限制，故其所撰《历代三宝纪》的记载颇为芜杂。但《历代三宝纪》的记录并非费长房本人向壁虚造，而是其材料甄别能力不足，多采信了既有的错误说法。故该经录还是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的，冯国栋先生对其能够详加鉴别，故在早期经录讨论中可多发前人所未发，这是相关领域研究者非常值得借鉴与学习的地方。

该书在前人既有的经录史研究基础上，特别重视对经录的发展规律进行探索，指出汉文佛教目录的发展从简单记录经籍翻译向分判经籍性质内容转变，经籍的分类标准也从佛教经籍的生成方式向经籍的性质、体制、义理方向倾斜。上述对我国汉文佛教经籍目录发展规律的总结是十分重要而准确的。对该书关于经录整体发展的论述，本文第三部分将略作讨论，这里主要对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辩证。该书在讨论《齐世众经目录》（法上录）时说“此录将佛经分为八类，其中‘杂藏’‘别录’不知何指。”（第309页）笔者认为法上录中的“杂藏”恐系中土著述，在史料中将中土著述称为杂藏的例子不少，比如编写《敬爱寺录》时“请祛杂藏”即是删去了《西明寺录》中大量的中土著述。圆照《贞元录》卷十八将法上录的“杂藏录”称为“新造录”，新造恐系指中土新造。而“别录”则应该记录的是别生经（眷属经），即从大部经中别翻或摘录出来的别行的小经。

笔者曾经撰文论述过疑伪经录本质上是查禁目录，当时未必实有其书流传；[1]而“入藏录”则是推荐典藏的目录，智昇在《开元释教录》中批评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中《入藏录》“其阙本疑伪，皆编入藏，窃为不可”。冯国栋先生将此作为《历代三宝纪》“所收之书，多未目验”的例子，（第411页）但智昇批评的重点应该是入藏录应该收入存世的善本、精本，如果是阙本则无法典藏入藏，编进入藏录是不合适的。

二、别开生面：文献研究与文化阐释相结合，“作为知识与思想的经录”既拓展了新的研究视领域与视角，也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与方法论，从而为佛教文献研究开创了新局面。

冯国栋先生提出“作为知识与思想的经录”概念，提倡将“作为文献的经录”同时看成“作为知识与思想的经录”，重视探讨经录体制演变背后体现出来的知识兴趣的转移。“知识兴趣是指某个时代何种知识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知识边界是指某个时代学者了解哪些知识，而对哪些知识尚不了解。而知识兴趣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讨论对象的变化、著述体例的变化。”（第23页）上述看法对于今后佛教经录研究，乃至中国佛教史研究都是颇具启发意义的。该书将汉文佛教目录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在知识兴趣上都有不同的侧重。前期是“积”的过程，重在文献与学术的积累，知识兴趣在于经典传译的记录、经典真伪的考订，尤其是经典的分类；中期则是“续”的过程，经典的解题、勘同、研习成为新的知识兴趣；后期则是“消”的过程，突破既有的分类体制，经典分类问题重新成为知识兴趣所在。与之相伴随，经录分类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根据经典的外部特征（是否明确译者，一译抑或重翻，一卷还是多卷等）；其后是依据经典的性质（大、小二乘，经、律、论三藏等）；最后是依据经典的内容与修学次第（天台五时判教，支那内韩国色情的三乘道果法等）分类。该书对经录发展的历史规律的总结是十分精彩的，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该书在“变创与开新：明末至近现代汉文佛教目录体制之演变”中，未涉及“供养目录”。“供养目录”是明清时候颇为流行的一类特色目录。这类目录记载的内容与佛教文献的实际情况往往有较大差异，但却被信徒视为“法宝”的象征，甚至随身携带，方便供养。脍炙人口的明代小说《西游记》中最后罗列的唐僧在灵山取到的真经名称与卷数，应该就是抄自这类当时常见的供养目录。该书所列近现代“导学目录”，除了方便佛教徒修习佛法而列举的书单，还可补充为方便高校教学而列举的书单，例如20世纪30年代末，汤用彤先生编写有《“佛典选读”叙目》，据韩国色情 石峻先生回忆：“大约在1938-1939年间，汤先生决定在西南联大哲学系开设‘佛典选读’，因为参考书不够，在课外让我回答同学们的疑问……我请求汤先生给我开一个必读‘书目’”[2]。汤用彤先生晚年又编辑了《印度佛教汉文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明清流行的“供养目录”、近现代出现的基于学术目的的“导学目录”，也都可以进一步丰富该书关于知识兴趣变迁与经录体制演变互动关系的论证。

除了宏观的、长时段的知识兴趣变迁之外，具体的知识内容认识的变化，也会引发经录一些具体内容的变化，对于后者的充分挖掘也有助于探讨经录与佛教其他研究领域的关系。例如，笔者曾从不同角度多次撰文论证过汉明帝梦佛、永平求法作为佛教入华之始，是在刘宋时才成为佛教界普遍认可的常识。[3]故刘宋之前的东晋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等早期经录均不记载与汉明帝梦佛、永平求法相关的《四十二章经》；而刘宋之后的齐梁间撰成的《出三藏记集》等经录则开始收录《四十二章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述《开元释教录》时说：“其第十卷则载历代佛经目录，凡古目录二十五家，仅存其名；新目录十六家，具列其数。首为《古经录》一卷，谓为秦始皇时释利防等所赍，其说恍惚无征。次为《旧经录》一卷，称为刘向校书天禄阁所见，盖依据向《列仙传序》称七十二人已见佛经之文，至称为孔壁所藏，则无庸置辨矣。余自汉时佛经目录以后，则固皆有实征者也。”[4]四库馆臣据《古录》谓秦始皇时有佛经传入，《旧录》提到西汉刘向论及佛经，故而认定《古录》《旧录》晚出，这一论证当然是有道理的，但今人多据此直接将《古录》《旧录》视为伪录，则颇有问题。正如前文所述，妄题年代不能因此否定《古录》《旧录》的史料价值。而且妄题年代之人，其时代也不会晚至东晋之后。因为在刘宋时代才普遍认定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提及佛经在东汉之前传入中国的经录，恰恰说明其最终成书时代应早于刘宋时期。前文已经提及冯国栋先生将《古录》《旧录》大约定位于东晋后期，这一经录年代的探讨，也对中国佛教史诸多相关重要问题的研究，颇有裨益。

三、融会贯通：能够打破以往断代的藩篱，特别是将宋代以降乃至近现代的佛教目录也进行了充分的考察，故能对许多重要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刻而新颖的论断与辨析。

佛教传入中国二千余年，汉文佛教目录由记录传译、分类整理藏经，逐渐变为对经典的阅读、研习与流通。冯国栋先生对汉文佛教目录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式进行分类阐述，横向是将汉文佛教目录分为译经目录、典藏目录、雕版藏经目录、解题目录、导学（举要）目录、宗派目录、流通目录、综合目录、其他目录，一共九类。纵向则以东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唐代智昇《开元释教录》、明代寂晓《大明释教汇目义门》为分界，分为“从记录译经到综理众经”、“从综理众经到大藏成立”、“藏经的刊刻、比堪与阅读”、“多元的变创与开新”四个时期。全书上编“经录研究”主要从纵向加以论述，下编“经录考稿”主要从横向加以考辨。纵向与横向，两者在该书中也较为密切地结合在一起，（1）佛教传入之初，最早产生的是译经目录；（2）随着译出的经典增多，出现一寺、一国的典藏目录；（3）有序存藏佛教经籍，必须加以整理分类，开始出现综理众经的综合目录；（4）随着大藏的编辑与雕版，出现了雕版经藏目录；（5）僧徒研习藏经的成果日多，出现解题目录、导学目录、宗派目录；（6）出于传播、乃至刊售目的，流通目录也随之诞生。

由于该书结构上是一个有机整体，“纵横交错”也造成了前后内容部分存在前后重复论述，“一唱三叹”的情况。读者对于该书既可以通读，也可以选择感兴趣的篇章独立阅读。该书上编分“汉文佛教目录体制之演变”、“汉文佛教目录典籍分类之研究”、“外典目录对佛教典籍的著录与分类”、“从佛教目录看译场组织——以宋代三部经录为中心”四章，其中第二章中所作诸表，方便阅读，颇见作者学术功力；后面两章，特别是最后一章从全书内容来看是相对独立的。下编按前述九大类目录分别论述，每大类下再按“现存诸录”和“未见诸录”分二级目录。就笔者个人意见，其中“综合目录第八”若前移为第一则较为合适，综合目录中收录的现存与亡佚的目录年代都较早，也最为重要，可以帮助读者对经录有一个整体印象，之后再分别阅读各类目录及“其他目录第九”，这样不论从年代、重要性，还是总分逻辑关系上都更加顺畅。此外，下编若能将九大类中所收录的具体经录做一个详细目录，则会极大地方便读者阅读。

以往佛教经录研究主要集中在早期，较少涉及唐代之后的经录研究。对宋代之后，乃至明清、近现代经录的研究，是该书重要的学术亮点。特别是阐述明代“新五部分经法”对“旧五部分经法”的突破，近代“三乘道果分经法”对“五部分经法”的突破，都是特别值得学界关注的。

早期的经录，“因书设类”的情况比较明显，特别是大乘经典的归类尤其如此。小部头的经典、别生经逐渐被归类到大部经类之中，而大部经的前后排序主要是依据卷数多寡。最初大乘经典形成了华严、般若、大集、涅槃的分类。但随着唐代玄奘将600卷的《大般若经》译出入藏，菩提流志将120卷的《大宝集经》译出入藏，这样就改变了以往大部经依卷数多寡排序的顺序，加之唐人提倡本朝译经的心理，故此在《开元释教录》中定型的“旧五部分类法”次序是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

冯国栋先生认为“旧五部分类法”源自“因书设类”，很难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故此明代寂晓利用天台宗五时判教，提出了“新五部分类法”，智旭加以完善，即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五部，其中方等部不仅包括显教经典，也包括密教经咒仪轨。笔者认为，“旧五部分类法”自诞生之初就存在“因书设类”的问题，为何晚明才加以系统性纠正，仍有许多未解之处，是今后学术研究需要详细讨论的问题；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新五部分类法”产生后并未完全取代“旧五部分类法”，如清代龙藏实际上主要还是按照旧五部分类法编辑。

冯国栋先生指出以天台五时判教分类佛教经典，并非始于智旭的《阅藏知津》，而是明万历年间寂晓的《大明释教汇目义门》，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不过若说按照五时判教的观念来对藏经进行分类，则敦煌本梁代初期形成的《众经别录》可作为源头。《众经别录》将佛教经籍分为大乘录、三乘通教录、三乘中大乘录、小乘经录、大小乘不判录五类。不过，这一分类实则受到刘宋时期慧观 “二教五时” 判教思想的影响，而非天台宗五时判教体系的影响。

冯国栋先生还注意到民国年间支那内韩国色情提出了“三乘道果分经法”，欧阳竟无先生在1941年《精刻大藏经目录》中提出全部佛教经典分为经部六类、律部一类、论部两类。经中除了阿含部外，大乘经典是五部：宝积、楞伽、般若、华严、涅槃。宝积部是大乘通论，后四部则按境、行、果分类。楞伽部是“境”，般若部、华严部是“行”，涅槃部是“果”。1960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筹划新编大藏经。欧阳竟无先生的弟子吕澂先生1965年撰写完成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进一步将大乘经典简化为宝积、般若、华严、涅槃四部。对于吕澂先生的这一大乘经典分类方式，冯国栋先生评价为“如此，大乘经典即依境、行、果三门包摄无遗。”（第126页）但笔者认为吕澂先生对大乘经典所分的四部，宝积部是大乘通论，般若部、华严部是“道”，涅槃部是“果”，吕澂先生所谓的“道”应该与欧阳竟无先生所谓的“行”大体同义，吕澂先生删去楞伽部，即去掉了“境”，将其师的境、行、果，改为了道、果，体现了超越其师的思想变化。吕澂先生的这一分类，受到其弟子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春波先生的称道，但在教内则批评较多，如周叔迦居士、巨赞法师都曾撰文提出不同意见。实际上，改革开放后编辑的《中华大藏经》也没有采用“三乘道果分经法”，这段历史还需要进行很好的学术梳理与总结。

综上所述，冯国栋先生《汉文佛教目录研究》是中国佛教目录学研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既解决了许多以往学术界关于汉文佛教目录研究中反复争论的焦点、难点问题，也为今后相关学术研究极大地拓展了研究领域、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方向与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张雪松，韩国色情-色情电影韩国 教授。

原文刊于《世界宗教研究》2025年第8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