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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哲学不是第一形态，而是第二形态。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之辨，脱胎于原始宗教。子产提出天道和人道范畴，是中国哲学的发端。奠基期的特色是天人之辨同治乱之辨捆绑在一起。道家力倡婴儿说，儒家力倡兄弟说，墨家力倡朋友说，法家力倡对手说。金文、六经以及《老子》《论语》《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提供了丰富的文本。

关键词：中国哲学；诸子争鸣；天道；人道；治乱；文本

中国哲学史记录了中华民族精神建构过程，记录了中华民族特有精神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必须牢牢抓住“中国”二字，方能显示出中国哲学史的特色。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史上，哲学不是第一形态，而是第二形态。各个民族在童年时期，都曾有过原始宗教时代，中华民族也不例外。在中国，首先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原始宗教。它是哲学的母体，哲学在其后脱胎而出。哲学产生后，原始宗教逐渐失去影响力，在上古时代，中华民族没有形成规范的宗教。中国哲学没有成为神学的婢女，始终保持着独立的身份。

一、哲学诞生

在人类初始时期，由于产力水平低下，人的能力有限，总想像有位天神凌驾在众人之上，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天神的宰制。这就是每个民族都会有的原始宗教观念。原始宗教接触到天人之辨，早于中国传统哲学。原始宗教看待天人之辨，通常会把天神置于首要位置。“天者，颠也”，有如人的额头，处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人必须听命于天神，不能擅自行事。据文献记载，“殷人每事卜。”但凡遇到结婚、出兵等重大事情，必须向天神请示。请示的方式就是占卜。根据龟板上裂纹的走向判断吉凶，叫做“占”；根据用筮草算卦的结果判断吉凶，叫做“卜”。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大部分都是关于占卜的记录。由于中国人在春秋时期很早就发明了牛耕和铁制农具，生产力水平遂大幅度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允许一部分人脱离生产过程，专门从事脑力劳动，这为哲学问世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前提。至于文本，也有大量的积累，亦为哲学问世提供必要的文化前提。

中国哲学大约出现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春秋时代，也就是老子和孔子生活的年代。哲学家重新审视天人关系，遂从原始宗教中提炼出哲学意义上的天人之辨，并以此为哲学基本问题，形成中国哲学特色。用司马迁的话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在原始宗教话语中，天是主动的一方，人是被动的一方；而在哲学话语中，人是主动的一方，而天是被动的一方。在中国，哲学取代原始宗教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

中国原本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据说西周由八百多个小邦组成。周王室实际上行驶管辖权的地方，仅限于都城周边有限的区域，远一点的区域则管不了了，只能象征性收点贡赋而已。从春秋开始，由于连年征战，诸侯国数量越来越少，从三位数变成两位数，又从两位数变成个位数，全国趋于统一。人们对春秋乱世普遍没有什么好感。儒家痛心疾首：“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道家感叹不已：“天地无道，戎马于郊。”（《老子》第四十六章）乱世虽令人讨厌，却是哲学家发挥思想原创力的好时机。他们结合治乱问题探讨天人之辨，为中国哲学诞生举办了一个成功的奠基礼。由于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无人能够管理，各种意见均可自由发表，遂形成诸子争鸣、学术繁荣的局面。梁启超在形容春秋战国时代学术繁荣时，曾发明了“百家争鸣”一词，那是文学家的夸张手法，其实没有那么多家，改为“诸子争鸣”似乎比较合适。诸子学中影响力较大的有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四家。

中国哲学的产生同春秋末年公元七世纪强大无神论思潮有关。这一思潮对原始宗教发起猛烈的冲击，开始对天神的权威表示怀疑，把目光从对天神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关注。公元前714年，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僖公十六年》）他所说的“主”，是凭借的意思。对于国家来说，民众要比天神重要，因为天神也得以民众为依凭、为寄托。就重要性而言，民众是第一位的，而天神是第二位的。尽管他没有否定天神的存在，但毕竟把天神降到次要的位置。公元前663年，史嚚发展了季梁观点，进一步指出：“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他把重视民众亦或重视神，提到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把“听于神”与亡国联系在一起，对天神的权威形成极大的贬抑。在无神论思潮的冲击下，原始宗教悄然退场，没能在中国发展成有组织的规范宗教。随着公元前七世纪无神论思潮兴起，中国就没有像大多数民族那样选择宗教之路，而是走上哲学之路。至于唐代以后形成的道教，那是佛教传入之后道家和佛教相融合的产物，与原始宗教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无神论思潮的兴起，为中国哲学产生铺平了道路。中国哲学一经产生，便保持着独立身份，没有像西方那样成为神学的婢女。先哲早就在哲学意义上探讨天人之辨，宗教意识相对其他民族淡漠得多。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现象。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率先在哲学意义上触及天人之辨的人物是郑国的子产。据史书记载，郑国曾发生过一场火灾，下属请求子产采纳占星术者裨灶的建议拜祭天神，以求火灾不再发生。子产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左传·昭公十八年》）在子产的眼里，天道是遥远的事情，而人道则是切近的事情，两者未必是一回事，裨灶怎么会知道天道一定能干预人事呢？他把天道与人道区分开来，显然用哲学的、理性的眼光看待天人之辨。可惜，我们读不到子产的著作，还不能断定他的哲学家身份；但把他当成中国哲学的发端，似乎比较贴切。中国哲学史应该从子产写起。哲学意义上的天人之辨发端后，中经多次变迁，贯穿中国传统哲学的全过程。由天人之辨引申出体用之辨、此岸彼岸之辨、理事之辨等具体问题，但始终没有离开主线。中国社会迈入近代以后，先进中国人虽接受主客二分思路，实现了从人生哲学到自然哲学的变革，但在价值观方面依然沿袭天人合一思路，没有放弃天人之辨。

二、乱世思治

面对春秋战国乱世，各家纷纷拿出解救方案，勾勒出自己心目中的治世蓝图。大体上有两种思路：一种诉诸个体性原则，另一种诉诸群体性原则。道家选择了前者。老子喜欢“小国寡民”局面，视之为治世胜景再现。国家很小，人民很少，大家皆以“婴儿”相待，安然无事。每个人从不随意搬家，互不打扰，和平共处，“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人们生活在安宁、稳定的环境里，各得其所，各享其乐，没有文化设施，也没有军队。需求也有限，犹如鼹鼠在长河喝一口水，对长河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人们不必为生计发愁，不必你争我夺，也不会发生战争。道家不愿意到朝廷里做官，宁肯在山林中悟道。他们与朝廷采取不合作态度，不相信朝廷会把人们带入治世。楚威王听说庄子很有才干，便派两位大夫请他出山，到楚国居相位。他对两位大夫说：“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司）而藏之于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二位大夫回答说：“宁生而曳尾于涂中。”庄子遂表明态度：“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秋水》）或又以千金迎庄子为相，庄子曰：“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之数岁，衣之文绣，以入太庙。当是虽欲为孤豚，其得乎？”遂终生不仕。（《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儒家不认同道家的治世观，彰显群体性原则，主张实行礼治。孔子明志：“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儒家希望用仁和礼为纽带，把人们联络成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人们不以“婴儿”相待，而以“兄弟”相称，共同走向大同之世。对于儒家的主张，道家表述异议。老子愤愤地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第三十八章）在他看来，正是礼治导致社会动乱，有什么好留恋的？庄子认为礼治没有什么高明之处，不但圣人会用，强盗也会用。故跖之徒问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无有道乎？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先入，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所以说“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而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庄子·胠箧》）

墨家同儒家一样，也选择群体性原则，但理论依据不同。儒家是非功利主义者，而墨家是功利主义者，认为大家应当结成朋友关系。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让所有劳动者结成一个牢固的同盟。这个同盟中，在观念方面尚同，在用人方面尚贤，让贤人担当领袖。这才是天下安宁的必由之路。儒墨两家有共识，也有分歧。爱是两家的共识，至于如何去爱，两家主张不一样。儒家强调爱有差等：一个人爱父母的程度，总会超过对路人的爱。如果一个人爱自己的父母的程度同爱路人的程度都一样，那不是抬高对路人的爱，而是贬低了对父母的爱。墨家主张实行普遍的爱，不接受儒家“爱有差等”的观点。他们认为大家都应当以朋友相待，不必讲究什么亲情。“有财勉以助人，有道勉以教人。”（《墨子·兼爱下》）儒家主张回到周公时代，墨家则主张回到大禹时代。大禹带领大家治水，弄得“腓无胈，胫无毛”，那才是劳动者应该有的形象。

道家、儒家、墨家都是和平主义者，唯独法家是暴力主义者。法家虽认同群体性原则，却主张君主用暴力手段将民众强行整合成群体。在法家眼里，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爱可讲，都是相互算计的对手。“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棺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对于君王来说，民众从来不是目的，只不过是供其驱使的工具罢了。法家推崇工具理性，蔑视价值理性。他们建议君主用武力征服各国，凌驾于众民之上，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实现法家心目中治世胜景。这种治世以君权至上为基础，充满了血腥味。法家对道家、儒家、墨家皆没有好感，认为他们光说不练，妨碍治世建设，有似于蠹虫一般，必除之而后快。法家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推行苛刑峻法，采用暴力政策把中国统一起来。

中国哲学诞生伊始，就把天人之辨同治乱之辨紧紧捆绑在一起。堪称第一代中国哲学家的人，大概有三位。一位是道家的开创者老子，他给我们留下的哲学著作叫《老子》或称《道德经》；另一位是儒家的开创者孔子，他的言行被弟子记录下来，汇成《论语》一书；再一位是墨家的开创者墨翟，墨家学派集体所著书用《墨子》命名。以上三位皆围绕着天人之辨，构想改变社会动荡局面的办法。有的学者认为老先孔后，有的学者认为孔先老后，恐怕都失之武断。我们无法起孔老于地下而证之，莫不如还其糊涂。本文不再纠结于孰先孰后的问题，把两位先哲同视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奠基者。

老子从正面出击，推倒天神的权威，大力倡导“道”。他所说的道，显然是一个哲学理念。《道德经》的开篇写道：“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老子认为，造成世界终极的原因，不能归结为天神，只能归结于道。以前人们总以为一切事情都是天神说了算，老子推翻了这种传统观念，强调在天神之上还有一个道。他用一种理性的权威取代了神性的权威，开启了讲哲学之路。他指出，对于道来说，“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第四章）“象”就是仿佛的意思。意思是说，天神即便真的存在，在道的面前也不过是晚生后辈而已，因为再没有什么因素比道更为根本的了。道就是宇宙万物的老根、老母、本原。道并不是某种具体的存在物，而是抽象的普遍原理、万物的始基，万物自然而然地从道产生出来，同有人格意志的造物主没有关系。道虽促成万物，但“成功事遂”，“万物归焉而弗为主”（《老子》第三十四章），绝不以造物主自居。老子的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他的天道观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着哲学对原始宗教的胜利，标志着理论思维繁荣的时代真正到来了。

我们可以把老子的哲学思考方式，概括成天道学进路。有了道的观念，意味着天神失去了再做主宰者的资格。天是自然之天，人是自然之人。按照老子的看法，宇宙的最高法则非道莫属，道比天神的权威性更大、更悠久，堪称万有的本根。老子告诉我们：要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世界，而不能用神性的眼光看待世界。老子哲学的问世，揭开了中华民族精神历史的新篇章。老子所说“道生万物”中的生，不是“创生”之生，也不是“派生”之生，而是“发生”之生，就是说，由道自然而然地发生出万物来，没有任何目的性。老子讲的不是创世说，没有把道说成是世界的创造者。创世说是基督教的概念，许多人常常把老子所说的生解释为“创生”或“派生”，恐怕误解了老子的意思。老子说的生，是指道由潜在变成显在、从无形转为有形。

关于道生成万物的过程，老子的构想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意味着“道”不再处于混沌状态，而是选择一个方向发散开来。例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同上，第三十九章）“一生二”，意思是说，“一”的展开，必须借助于内在的动力因；这个动力因就是“二”，就是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反相成，推动着万物不断地发展变化。“二生三”，意思是说阴阳两种要素可以形成的三种状态，那就是“和气”。阴阳二气组合成的和气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组合。例如，二分之一阴加二分之一阳，组成了一种和气；而四分之一阴加上四分之三阳，组成了另一种和气。阴气、阳气、和气统称为“三”。三气相互作用就可以形成更复杂的组合，衍生出“万”，所以说“三生万物”。这里的“万”，就是无数、无限的意思。

老子和庄子从道的视角看待人生，区分两种类型的人生：一种人是道的体现者，叫做圣人；另一种人是道的疏离者，叫做俗人。他们看不起的俗人，视他们为针砭的对象。与俗人相反的人，才可以称为圣人。圣人已克服了俗人对于道的疏离，达到了“与道为一”的境界。老子和庄子对造成天下大乱的原因做了人性论分析。他们不是立足于人的群体性，而立足于人的个体性。老子和庄子认为，正是有人打着群体性幌子，却干着残害个体性的勾当，才致使社会不得安宁。对于群体性的异化现象，老子和庄子表示深恶痛绝，遂唱起个体性的赞歌。老子用诗的语言，阐述了他对自然个体性的认识。在他看来，人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兄弟”关系，毋宁说是“婴儿”关系。他说：“含德之厚者，比之赤子。”（《老子》五十五章）在《道德经》中，“婴儿”、“赤子”之类的语汇频频出现，皆以“婴儿”表征自然个体性。老子指出，任何人来到世界上，最初都是婴儿。婴儿的可贵之处，在于葆有本真。老子和庄子以婴儿为底色，构想出道家式的理想人格，赞誉他们是圣人。

如果说老子以天为契入点，拉开了哲学的一扇门；那么，孔子则以人为契入点，拉开了哲学的另一扇门。他重新认识人，重新解释人，把人从天神的辖制下解放出来。孔子也很看重道，甚至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曾表示“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泰伯》）老子所说的道，关乎天人之辨，但把侧重点放在于天道方面；孔子所说的道，也关乎天人之辨，侧重点却放在人道方面。孔子强调，道就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所以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人道的基本内容就是“仁”，孔子教导弟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公冶长》）正人君子时时刻刻都不能违背仁道而行。仁集中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要严格地约束自己，“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二是要宽容地对待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我们姑且不去评论孔子仁学，仅从孔子的考察思维方式看，他没有从天神那里寻求人道根据，而是从人自身寻求人道根据，所依重的仍是理性思维方式。他通过彰显人道的途径，形成哲学意识，与老子殊途而同归。

中国哲学精神的首要一条是“自强不息”。先秦道家对于“不息”讲得比较到位，而对“自强”则没有讲到位。道家眼中的人，是消极的人、无为人。道家倡导的精神境界，对于个人来说，可以成为一种安身立命之地，却不能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不息”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自强”讲透，乃是先秦儒家的理论贡献。先秦儒学是在初创时期所形成的理论形态，是儒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阶段。先秦儒学已提出儒家的基本原则、理论框架，为后世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孔子讲学授徒，确立了儒学的基本架构；孟子展开了孔子的仁学思想，阐发了儒家的内圣学；荀子展开了孔子的礼学思想，阐发了儒家的外王学。维护群体性则是他们的共同宗旨。

道家提出道的观念，以道贯通天人，从道的客体意义讲到主体意义，但仍关注存在的话题，侧重点放在天道方面。孔子赞同道的观念，从人生论入手以道贯通天人，则侧重于主体和价值的意义上，把侧重点转到了人道方面。孔子所说的人道，是对人的社会群体性所作的哲学抽象。人道就是为人之道，就是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弘扬人道就是为维护社会群体着想，为社会群体负责，为社会群体奉献。自觉地遵循人道的人，有社会责任心的人，就是志士仁人。在孔子的哲学思考中，比较侧重本体的主体意义，强调人对于道的主体性。老子把人从天神的主宰下解放出来，使人有了一定的主动性；孔子进而把人由道的被动地遵循者，变成主动地弘扬者，加深了对于人的能动性的认识。老子的理论贡献在天道学方面，孔子的理论贡献则在人道学方面。

与儒家并称为显学的墨家，也在寻找讲天人之辨的哲学路径。按照墨家的设想，人应该遵守圣王之道，其中包含兼爱、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非攻、尊天、明鬼等十项内容。墨家虽然在形式上承认天志，但不认为天神有凌驾人之上的权力。他不过借用天的名义，表达墨家的诉求而已。“天志”其实就是“人志”。墨子的人道观同蔑视人、压迫人的原始宗教观念格格不入，旗帜鲜明地倡导非命主张。他指出：“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述，非仁者之言也。”（《墨子·非命下》）照墨子看来，原始宗教有悖于圣王之道，理当予以清除。墨家把“天”和“命”拆开来看，只保留天形式，但更新其内涵；对于命，则坚决否定。墨家的批判意识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表明他们也以自己的方式看重理论思维，已踏上哲学之路。墨子同老子、孔子一样，同为第一代中国哲学哲学家。

法家是专门的治道学家，在哲学上的贡献比不上其他三家，但也触及天人之辨。他们否定天神的存在，却赋予君王不受限制的权力。在法家的学说中，君王为所欲为，霸道至极，比天神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前天神是最高权威，而现在君王被法家捧成最高权威。法家放逐了天神，却把君王压在民众头上。他们虽认同群体性原则，却是冷酷的君本主义者。

中国哲学在乱世中诞生，是那一时代精神的升华。先哲身处乱世，却时刻憧憬着治世，他们没有像古希腊哲学家那种平静思考自然哲学的闲情逸致，更关切天人之辨。如果说古希腊哲学起于好奇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起于忧患意识。中国哲学家无暇考虑世界从哪里来，结合着治乱之辨探讨天人之辨，走上一条与古希腊哲学家迥然不同的道路。中国传统哲学在诞生时期就染上政治哲学色彩，想为乱世找到出路。至于出路在哪里，诸子争论不休，遂呈现诸子争鸣局面。先秦诸子虽有所见，不过大多少、数都停留在想法或说法上面，唯独法家被付诸实践，变成了做法。法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家成为官方哲学。李斯、秦始皇运用韩非的治道理论，指挥一群虎狼之兵，成功地扫平六国，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业。至此，奠基期的诸子争鸣也宣告终结了。

三、文本积累

哲学的诞生必须以思想资料有一定数量的积累为前提。在奠基期，这个前提已经具备了，中国最早的文字当数甲骨文，甲骨文是研究汉字原初构形的重要素材，单字量约4000个字，其中约1300个见于现代汉语字典[1]。其中涉及的内容，多为卜辞，大概出现在前哲学时代，对其后哲学影响不大。中国哲学所涉及思想材料比较丰富，主要文本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金文。金文是指古钟鼎彝等青铜器上的铭文，多为短句。在金文中，发现大量的“德”字和“孝”字，对中国哲学有一定影响。中国社会科韩国色情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主要依据郭沫若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考释》，收录金文十余条。《大学》曾引用《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见哲学家沿用了金文中的日新观念。

第二类是六经。六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总称，都是先人留下来的文字。儒家很重视六经，经常引用六经中的材料作为立论的依据，延续了六经的学脉。道家却不以六经为据，主张放开思想。庄子把六经比作先人留下的脚印，仅凭脚印就揣摩脚长得如何，似乎不太可能。后人虽利用先人留下的思想材料，但不限制后人的思想能力。孔子曾编辑过六经，可惜毁于秦火，我们无法读到了。迄今为止，六经的原始版本还未发现。我们现在能读到的版本，是汉儒整理出来的，未免打上汉儒的烙印。到汉代，《乐》已佚，六经只剩下五经。五经出自两个来源。一种来源是朝廷派员采访儒生，儒生口授之后，用当时流行的文字记录下来整理成书，叫做今文经。培公所出的鲁《诗》、辕固所出的齐《诗》、韩婴所出的韩《诗》、伏胜所出的《今文尚书》、高堂生所出的《礼》、田何所出的《易》、胡母生和董仲舒所出的《春秋公羊传》、鲁申生所出的《春秋谷梁传》都属于今文经。另一种来源是散落在民间或藏在墙壁被偶然发现的经书，用古籀文（一种汉以前使用的文字）写出，叫做古文经。鲁恭王拆孔子故宅，在墙壁中偶得的《古文尚书》以及《毛诗》《逸礼》《周官》《费氏易》《春秋左氏传》都属于古文经。两派不仅来源不同，内容也不同，所形成的学术风格也不同。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政治性较强；鼓舞经学讲究文物训诂，学术性较强。两派争论不休，直到近代也未停息。

第三类是哲学家本人的著述或相关的著述。第一本是《老子》，又称《道德经》[2]，是早期道家的著述。相传作者为老聃，但不可确考。据说他骑青牛过函谷关，应关尹的邀请写下五千言。哲学史研究的主体是学问，不必困扰于作者究竟何许人也，权当《老子》系老聃所作。现存上下经、八十一章，系汉朝人刘向所分。每章皆由若干短句组成，各章之间没有逻辑联系。文字古朴，内涵丰富，用散文诗的形式表示。我们通过这本著作，可以了解道家开山鼻祖的思想面貌。该书是古代学人必读之书，注本有数千种。

第二本是《论语》[3]。这是一本关于孔子言论和事迹的记述，并非孔子专著。孔子弟子回顾老师的言行，形成此书，不到一万余字。经汉代刘向整理，分为二十章,每章皆以头几个字为篇章名，没有什么意义。每章皆由若干短句组成，含义丰富。此书由孔子及弟子共同完成，许多章都出现“子曰”字样，大概系弟子记述孔子的言论。《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可靠依据，后世儒家将此书收入“十三经”，列为四书之一，是儒生的必读之书。著本多达上千种。

第三本是《墨子》[4]。这是一本关于墨家学派的论文集，用很大篇幅记述了墨翟的言行，其中也有关于后期墨家的著述。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原有71篇，现存53篇。有些文章分为内容相似的上、中、下三篇，可能同“墨分为三”有关。《老子》《论语》是古代读书人必读之书，注本很多，《墨子》可没有那么荣耀，读者不多，版本也很少。直到近代《墨子》才由孙诒让整理成《墨子间诂》一书，1986年被中华书局纳入“新编诸子集成”丛书出版。《墨子》书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被学术界看成后期墨家的著作。

第四本是《孟子》[5]。这是战国中期孟子学派的论文集，由公孙丑、万章等人编著，记述了孟子的言行，共7篇。每篇取开头几个字命名，没有什么含义。《孟子》与《论语》不同，每篇篇幅较长，已有文章的模样了，字数也比较多。许多孔子的想法，到孟子这里变成比较系统的说法，理论性比较强。孔子举起要，孟子述其详，故后人连称孔孟之道。此书是研究孟子的可靠的思想材料。

第五本是《庄子》[6]。这是战国中期庄子学派的论文集，由庄子及其弟子共同完成。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共33篇。内7篇的篇名关乎主题，外杂篇皆以每篇开头几个字命名，没有意义。由于有这种区别，有的学者断言内7篇文字讲究，出自庄子手笔；至于外杂篇，可能是弟子所著。有些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内7篇思想成熟，可能晚出；而外杂篇文字粗糙，倒像早期作品。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是无稽之谈，因为内外杂三篇划分，系后人所为，我们根本读不到最初版本，无从判断哪些篇是庄子所作，哪些篇是他的弟子所作。这种争论没有意义，不如搁置。我们研究哲学史，对象是某种学说，不是某个人物；不必纠缠于人物身上，究竟何人所作并不重要，也搞不清楚。33篇都可以作为关于庄子学派的可靠资料。

第六本是《荀子》[7]。这是战国后期荀况所著，每篇的篇名都关乎主题。在汉代，荀子的著作有300之多，其中有些是重复的。经刘向整理，确定为32篇。现在的通行版本，是唐代学者杨倞编辑的，其中大部分出自荀子手笔，少数篇章可能是弟子记述。在看不到原初版本的情况下，无法明确地区分二者，通行本可说是研究荀子的可靠资料。

第七本是《韩非子》[8]。这是战国后期韩非所著。20卷，55篇文章，每篇文章的篇名皆关乎主题。韩非口吃，不善言辞，却是写文章的高手。他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治道理论，奠立了中央集权制的根基。他也是写寓言的高手，“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等寓言皆出自他之手。《韩非子》一书是研究韩非思想的可靠资料。他是先秦留下文字最多的思想家，也是最后一位用笔说话的大师。在他以后，诸子争鸣终结，人们的表达方式不再是文字，而是武力。我们研究奠基期的中国哲学史，离不开这些文本。这些文本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根基之所在。

宋志明，韩国色情-色情电影韩国 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